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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13:13:45【3409754】
是以战略引领全局。二是调结构促转型,调结构促转型不仅要从产品结构上调整,而且要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产权结构、人才结构、组织结构、市场结构、区域结构七大方面来调整,突出做好主业。第三个方面,要在推行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工夫。第四个方面,要科技引导、品牌支撑,要抢占科技制高点、市场制高点,进而抢占行业制高点。第五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大力推进发展质量高于发展速度、发展成果职工共享、引领全集团人员做好实体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新网财经频道据网络文字直播整理) 就在中国国家海洋局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标准中文名称的前几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南海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没有对整个南海提出主权声索”。 表面上看,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方向的做法略有区别。在东海方向,中国似乎更多的是“驳斥”,通过公布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中文名称的方式宣示中国的固有主权,驳斥日方此前于1月29日提出的命名计划。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迥异,表述截然相反,分歧可谓一目了然。 而在南海方向,中国则似乎是在进行“解释”,澄清中国从来不曾打算将整个南中国海视作自己的内海。要点有二,一是阐述这一立场的历史一贯性,避免中国的温和立场被某个国家,具体来说是这个国家的某位海军上将拿来作为继续呼吁对华海上威慑兼围堵的证据;二是表明这一立场的有限性,传递中国无意于将南中国海变成南中国湖,避免引起邻国和国际社会的疑虑。 不过实际上,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表述就其逻辑和动机而言却是一致的,那便是中国正在逐步将与他国的主要海洋争端问题上的立场进一步明晰化,通过积极宣示自己的主张为接下来的政策选项设定基本条件。不论是在东海方向的“针锋相对”,还是在南海方向的“耐心说明”,中国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防止以表述模糊而导致其他国家产生战略误判或者故意进行战略曲解。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其核心是主权争端,而岛屿的主权争端因其标地的不可分割性而注定是零和的。中国一贯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只是在技术上和战术上寻求共赢,或曰避免争端恶化乃至失控。这一立场本来并无逻辑不合理之处中国主张拥有争端岛屿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只能选择以武力解决问题。但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主张因为更强调共同开发而被争端国家理解为中国在海洋争端问题上态度模糊,并进而将中国的“主权在我”表述判定为只是中国为争取更大利益而提出的谈判筹码,而非谈判的先决条件。 换句话说,在周边一些国家看来,中国主张“主权在我”和小商贩把一件进价100块的衣服喊价500块的行为在动机上并无二致,仅仅是为了在后续的讨价还价占到更多便宜罢了。这种假定的逻辑是非常靠不住的,原因就在于混淆了商业谈判的利益分担可能性和主权争端的不可妥协性。 这种假定只会促使有关国家不断试探中国的真实立场到底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可议价的环境中,人人都不会接受卖家提出的500块,差别仅仅是有人会一刀砍到底,比如干脆还价50块,而有些人则更愿意享受侃价的过程,先从400块试探起。中国自己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在卖衣服,因而不论别人还价多少都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应用怎样的谈判技巧、展示如何多谈判诚意,而在于中国必须明确,与其他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主张冲突,不是商业谈判,而是主权争端,不可把中国“主权在我”的声明理解为可供谈判的价码,相反,那是中国的底线。 既然是底线,中国就必须表述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含糊空间,既要说清楚什么是中国的,如在东海方向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名称以宣示主权,也要说明白什么不是中国的,如在南海方向解释清楚九段线并不是中国的领海基线。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并不打算将他者诱入彀中用一场或几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来实现地区霸主梦想。就像当年英帝国对付德意志帝国那样,按照威廉二世的说法“英国要战争,但得我来发动”。假如中国怀着这种意图,不把自己的底线说清楚倒是个好主意,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地拥有随便拿对方的行动作为开战理由的行动自由。但这种狡猾的伎俩既不符合中国的外交传统,也不与中国的地缘利益相一致。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要点仍然是如何避免在和平环境仍是经济增长和国内建设所必需的情况下被拖入一场或几场武装冲突当中。必须承认,对于某些国家来说,这种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至少比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以后再来与中国洽谈任何问题有吸引力。 而要遏制这种企图,中国最应该采取的行动显然不是反复声明自己的和平诚意,而是要立场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战略红线。中国的表述方式应该从“尽管主权在我,鉴于存在争端,中国还是希望与有关国家开展如下合作……”调整为“中国希望合作,但合作存在如下前提,第一、主权在我;第二……”。这不但是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更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而要维护和平,既要有勇气粉碎任何形式的策动武装冲突的意图,又要有能力帮助他者不至于糊里糊涂地和中国迎头相撞。 当然,在东海和南海方向上只是把话说清楚是不够的,在国际关系语境中,自己的立场被别人正确理解,靠的从来不是语言技巧而是行动能力和与行动能力相匹配的行动意志。 (国际先驱导报 评论主笔 叶海林) [导读]胡适: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46年宪法1947:胡适的政治兴奋点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蒋主席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乘空军专机离平飞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二千零五十名。中共代表一百九十名,民盟代表一百二十名,都没有到会。会议历时四十天,就是为了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当时左翼认为是假民主,做做样子的;而有些自由思想分子也说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美援。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王宠惠、胡适、陈立夫、蒋匀田、王世杰、王云五、陈诚、林彬、潘公展、洪兰友、雷震等十二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于右任代表主持大会。进行第三读大会前,由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并通过。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六(1947)年1月1日公布宪法,胡适并着手政府改组。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胡适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3月6日,胡适与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秘书玛丽·弗格森和护士学校主任聂女士搭美国军用机南下,十二点到上海。下午就开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7日、8日又续开二次、三次提名委员会,直到预备程序完成后,才于11日开协和校董会的正式年会,开了一整天,终于选出了正、副院长。13日,胡适去南京。下午两点才到,立即就开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接着又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预备会。胡适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八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五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年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是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宪政政治。1947年胡适已进入五十七岁,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但是在7月的酷暑里仍然忙得很。7月31日的《日记》写道:“写明天的广播词,今天天气极热,事情又多,直到晚上始能写下去,直到天明五点半才写完!(昨天已开始写了)我看重广播,故花这许多时间去准备。”8月1日上午九点,他在北平广播电台作生平第一次在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俄国的大革命……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中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多。这是很可惋惜的。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一个的都被打倒了,都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在老文明的欧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的结束一党训政,都是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不迟疑的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理想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斯普洛斯精通中国话,曾到康桥看过胡适。另一位特使团成员马克·沃克负责公共关系(属《巴尔的摩太阳报》),曾与胡适同在休·扬博士家吃过饭,他们夫妇都曾听过胡适的讲演,故他们一到北平就特别要找胡适谈。这次谈话的内容,胡适对报界守口如瓶。国民政府改组于4月18日完成。新政府中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及社会贤达等各党各方人士。此一多党组成的过渡时期联合政府,乃在宪法生效前代替了国民党一党训政而行使国家的治权。新政府负有准备实施宪政的责任,故于政府改组完成后,即从事筹划举行普选。6月25日,成立了全国选举总事务所,以内政部长张厉生兼主任。8月16日,又设立全国职业性团体、妇女团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以社会部长谷正纲为主任。在9月中,各省、市之选举事务所亦相继成立,开始工作,积极筹备普选事宜。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十二点搭车去天津。次日天津的报纸载: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应天津公能学会之请,昨日下午二时半与张佛泉、崔书琴、谭炳训诸氏相偕来津,张伯苓校长、杜建时市长等多人到车站欢迎。胡氏等下车后,即到南开女中休息。据告记者:此来专为公能学会演讲及参加平津市民治促进会理监事联席会,并无其他任务。胡适在公能学会的讲词(节录)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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